第十章
端午节第二天，李娟终于回深圳了。
在前一段日子里，我已顺利将暂住证换成居住证了。
我是一名深圳居民了。
我已经开始爱上深圳了。
包装厂是效益不错的小民企，赵子威是虽无可敬之处却也不能说有多么坏的老板；而深圳却越发美丽和欣欣向荣了。
我因终于成了它的居民而自豪。
我的第一个努力目标实现得波澜不惊，这使我提升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
我的第二个努力目标是拿到夜大毕业文凭——大学都没毕业是我心口的疼。
深圳当年对夜大尤其重视。
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件冒险之事——我成了一名深圳股民了。
赵老二他哥赵老大炒股发达的经历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听说又一批新股即将上市的消息后，我当晚给“市长爸爸”打长途，请求他为我确定一下该买什么股。
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与“市长爸爸”的关系并没有一刀两断。在我这儿，首先就是根本做不到的。在他那儿，是根本不允许我那么做。相反，我更加意识到，他是世上仅有的最爱我的那个人，只有他才可能是我的“保护天使”。在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的人生大事上，我信赖的人也只能是他。
“哎呀我的女儿，这你可太让你老爸为难了，我对股票的事也不在行呀……你确定非要炒股吗？”
他已经过了五十五岁生日了，那以后他就开始在电话里和信里自称“老爸”了。
我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做一个经常炒股的股民，我只想拥有几只股，以使自己的钱增值得多一点儿、快一点儿。既然别人那么投资挺成功的，我也想碰碰运气。
“可是女儿，股市明明有风险的嘛，如果你运气不好呢？你承受损失的心理够强大吗？……”
“市长爸爸”在电话那端忧心忡忡。
我说我绝不会把我那点儿钱全都买成股票的，最多只能用一半儿的钱买几支。而且发誓，即使亏了也心甘情愿，保证不会对他有任何怨言；运气好的话，也会对他表示一份孝心。
电话那端传来老爸的哈哈大笑。我与他通长途也有十余次了，第一次听他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响亮。
“说来说去，你是主意已定，而且认为我责无旁贷呗！罢罢罢，我就当你一回高参吧。但是我可有言在先，下不为例。给我一天时间，容我向内行的人讨教讨教再回复你……”
他终于被我“绑架”，成了我事实上的支持者。
托他的福，我用五万元所买的五支股，在其后两个月皆涨无降，区别仅仅是涨得快慢多少而已。涨得最多的一只股，一万已变成近八万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见到李娟时，我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
她出现得十分突然。
那天早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上。
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正要问，她坐了起来。
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手中的东西愕然得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没见到过那种情形。
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
洗脸盆从我手中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
我意外得下巴都快“脱钩”了。
她默默起身走到我跟前拥抱住了我。
而我，哭了。
“你坏！你坏死了！打你，打你！……”
我一边哭，一边不断地用拳打她。在好友面前，我变成了小女孩儿，忍不住撒娇表达亲昵和想念。
她说有的省份闹水灾，她乘坐的列车晚点了，快后半夜三点了才到深圳。不好意思敲旅馆的门，在旅馆门旁坐着补了几个小时的觉。
我说：“你看，咱们这房间是有小窗的呀！我在信里告诉过你，你干吗不敲窗啊！”
她哭笑着说：“傻丫头，半夜三更的，我困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也不知道小窗开在哪一边呀。”
我这才发现，她脸上、双手上被蚊子叮起了几处包。
我要她跟我去吃早饭。
她说已经在街对面的早点铺吃过了，困极了，只想倒头便睡。
从黑龙江的农村到深圳，我估计从她离家那天开始，最快也得四天。
“不跟你说话了，你睡你睡！”
我将她推到床边。
她躺下之后说：“真累呀，终于到家了。”
我说：“对。这里以后就是咱俩的家。”
一边说，一边替她脱鞋。
她闭着眼睛问：“怎么没见到‘小朋友’？”
我说：“放心，我没抛弃它。它夜里喜欢出去玩儿，一会儿就从小窗跳进来了。”
当我捡起脸盆和漱口杯什么的放好，她已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我去外边吃了早点再回来时，“小朋友”也回来了。
多么难以想象啊！
屈指算来，“小朋友”与李娟已经九个多月不曾见到了，它居然还认得她。也不嫌热，像条毛虫那么蜷在李娟身边，也打起了呼噜。
那日天气很好，阳光从小窗洒进来，使我们的“家”半明半暗。因为是假期，住旅馆的人都出去玩儿了，走廊静悄悄的。我将房间的门敞开，便有微风一阵阵对流了。
我已报名上了夜大。
我坐在桌前，翻开课本，满怀喜悦——不，简直可以说满怀幸福地写起作业来。深圳当时有规定，不论任何性质的单位，都要保障员工上夜大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能不加班尽量别安排加班。
包装厂那时的活儿不是太多，赵子威对我上夜大也较支持——这两点使我并没跳槽，一直在当那些姑娘们的“总长”。
由于李娟回来了，我竟无法聚精会神了。
我看一会儿书就忍不住看一会儿熟睡中的李娟——她的脸原先挺白的，现在却变黑了，也许是在老家整天下地干活晒的吧？
李娟——我的姐们儿，我的好友——从现在开始，又将与我朝夕相处，这的确令我满心欢喜。养父曾对我说，超三缘方为友，识于途是谓朋。由朋而友，此谊弥足珍贵也。
我那时刚上初中，不太懂，问什么意思？
“校长妈妈”从旁解释——同窗、同道、同事，这三种关系是相当普遍的社会关系，也可以说是缘分。在这种缘分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意气相投的关系已属幸事。而相识于芸芸众生，只不过是“朋”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之上产生的友谊，可以说是非常之缘，尤其应该诚挚地加以维护。两个陌生人相遇，一个称另一个“这位朋友”，什么意思呢？是表达出这么一种态度——咱们虽然相识于陌路，但何不以朋友相待？兴许，咱们还能进一步成为良友呢！
养父又说，好比两名战士，同在一个班，或同排同连，成为友的可能性自然极大，但只不过同在一个大集团军中，于陌生的千万人中相识了，成了朋友，这种几率不高，所以应该视为“极品缘”。
记得我当时大不以为然：“爸，你不解释，我倒还明白。你一解释，我反而糊涂了——难道朋友是专指男人和男人的关系吗？”
养父挠头笑道：“女儿，这你就得采取认可的态度了。在汉语词汇中，从古代到近代，从庙堂到民间，一向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我和李娟，一个是贵州人，一个是黑龙江人，相识于离各自的家乡都极远的深圳。我俩的老家相距数千里，却成了好朋友，分开久了都特别思念对方——有时一想，这大千世界中，人和人的关系真是难以预料啊！不用一个“缘”字来说，还真就难以解释了。并且，我总觉得，我和李娟在一起，有时的确也像两个男子在一起。她身上往往表现出男子气，也影响我身上多了从前绝不曾有过的男子气。而我单独和倩倩在一起时，则并无那种感觉。“姐们儿”情义在我这儿，简直也就是男子之间的“哥们儿”的同义词。如果我们都是男子，而且相识于古代，那我俩肯定已结拜为兄弟了！
我的人生中有李娟这样的朋友，还有我们共同爱护的“小朋友”。作为打工妹，我们有一处临时的“家”，“家”中有书也有花。至于阳光嘛，虽然不充足，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并且，我已实现了一个人生目标，下一个目标十分明确——我对自己当下的打工生活竟非常知足起来。
我坐累了，于是躺在床上看书。
不知不觉，我也睡着了。
我醒来时，见李娟坐在椅子上了，像我那会儿看她似的，也正脉脉含情地端详我。
我说：“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她说：“你胖了，气色很好，证明咱们分开以后你日子过得不错。”
我说：“还行，晚上向你汇报。你身上汗味儿可大了，我得带你去好好洗次澡。”
她说：“洒家从命。”
时已近午，我俩在街对面吃过午饭，溜溜达达地去向“清水大澡堂”。
洗澡时，我见李娟明显地瘦了。
我吃惊地问：“你怎么会瘦成这样，锁骨那儿都瘦出坑了！”
她淡淡一笑，轻描淡写地说：“不省心呗。”
我当时也没多想，只是很有责任感地说：“我要尽快使你胖起来。”
回到旅馆，我们又开始睡。
天快黑时，我带她去吃晚饭。
在一家高档海鲜饭店前，她驻足不前了，愕问：“干吗来这种地方？”
我说：“你喜欢吃海鲜啊。”
她转身就走。
我拽住了她。
她正色道：“我不许你乱花钱。”
我说：“有钱不花，丢了白瞎，死了白搭。”
她说：“别贫，你抽的什么风啊？”
我说：“你别扫我兴，非扫我兴我可生气了！”
我差不多是将她拖了进去。
我点的菜虽不能算浪费，却道道算得上是招牌菜。不但李娟从没吃过，我自己也从没吃过。我虽曾“贵”为“方府小姐”、市长的千金，但养父母在吃的方面一向以家常饭菜为主，而且反对讲究吃喝，也很少到外边吃。那日，我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进行了一次犒劳，解了自己的馋。
当冰镇龙虾片上桌时，我觉得李娟的黑眼珠变形了，仿佛变成了猫眼，瞪成枣核形的了。
她愕异地问：“这是什么？”
我说：“虾呀。”
“什么虾？”
“小龙虾。”
“以为我没见过小龙虾？”
“另一种……小点儿的，大龙虾，你不是爱吃虾吗？”
“我爱吃的是基围虾！我什么时候说过爱吃龙虾了？我想都没想过！”
“这种虾，那种虾，不都是虾吗？换着样吃吃有何不可？”
“方婉之你作什么妖？花你的钱我就不心疼了？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还是……你中彩券了？”
我正暗愁没法使她吃得像我一样高兴，便顺水推舟一本正经地说：“姐，只管敞开胃口吃，实话告诉你，我真中奖了！”
“骗人！”
她哪里肯信呢。
我煞有介事地说：“骗你是小狗！一天心血来潮，玩儿似的买了一张，你猜怎么着？中了四千元奖，还不跟大风刮来的一样？你回来了，我不该郑重表示表示？我运气好，不该为自己祝贺祝贺？”
“那……”
“那什么呀，那就和我一道高高兴兴地吃吧！”
她的眼睛终于又恢复原形了，情愿地说：“行，那我什么都不问了。”
她也和我一样大快朵颐了。
结账时，一听说七百多，她的黑眼珠顿时又变成枣核形了。
我点的还是多了，打包带走。
路上她批评我：“下次不许这么奢侈了啊，就咱俩花了那么多钱，等于吃掉三分之一口猪了，三分之一口猪啊！”
我打着饱嗝说：“也许哪一天你也中奖了呢！”
我俩白天都睡多了，回到旅馆后，都挺兴奋，却又无事可做。
我提议去看电影。
这她挺乐意，痛快地说：“走！”
看完电影，我在路上买了几罐冰啤。
回到房间，还是个睡不着，也又饿了，于是摆开带回的餐盒，喝着啤酒，边吃边聊。
我单刀直入，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变故？
她说变故倒没什么变故，只不过遇到了伤心事。
“大爷大娘身体好吗？”
我索性问得更具体。
她说：“还行。有位好心的记者将我父亲打工受伤的事报道了，就引起一位律师的同情，义务帮我父亲打赢了官司，得到了十几万赔偿。”
我连连拍着桌子大声说：“可喜可喜，碰一下！”
于是我俩各自豪饮一大口。
我又问：“小弟情况怎么样？”
她说：“还那样。父母在，父母照顾呗。父母不在了，不是还有我嘛。他那种人算残疾，过十八岁了，县民政局会发给一笔残保费，在农村，零用足够了。黑龙江虽然穷，但我们县比较富，这一点还能做到。”
“你和……周连长的关系呢？”
听了我的话，她眼中顿时泪光闪闪，将头一扭。
我抓住了她一只手，央求地说：“告诉我实话，别闷在心里。”
她缓缓转过脸，冲我苦笑一下，凄然地说：“咱们姐们儿之间，我没什么可瞒你的。可今晚不行，现在……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我立刻明白了她消瘦的原因，也忆起了周连长请我们姐仨吃饭，我和倩倩陪她送别周连长的情形——虽然我知道爱情婚姻之事并非总是会如人愿一锤定音，变数是常态，但我对周连长的好印象也一下子像猫眼似的变形了。
“吹就吹，别太当回事。天下男人多的是，我看他也不是太适合你，何况还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以后千万别再找二婚的了……”
我只有这么安慰她，觉得自己劝人的话像从农村妇女口中说出来的。
“我爹妈怕我独自在外太委屈自己，非逼我带了一万元钱，如果你一时缺钱了就开口哈……”
李娟没再接我的话，将话题岔开了。
我也想告诉她我买的股票涨了，让她分享分享我的高兴。可话到唇边，又硬是咽回去了。比起她带回的一万元，我的钱数可多不少。哪儿来的呢？不像她的钱三两句话就说清了。
我还根本没做好向她坦陈我身世的思想准备。
这使我对自己很沮丧。
依我想来，所谓朋友，应该是相互之间坦诚对等的关系。姚芸对我那么坦诚，我对姚芸却言语谨慎，还编谎话骗人家，这已使我很自责了。而对我最好的也是目前唯一的朋友李娟，我又一味以谨慎对坦诚，就更加使我内疚了。那一时刻神仙顶那“一坨子”烂事使我心里腻歪透了。
“我会的，跟你绝不见外。倩倩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也及时将话题岔开了。
李娟说她给倩倩连寄了三封短信，主要是表示关心，问她的近况。可倩倩没回信，刘柱也没回信。我说我也给倩倩寄过两封信，同样没收到回信。
“她会不会一心在刘柱那边做好妻子、好妈妈，不想再到深圳来打工了呢？”我的话连我自己都不太信。
李娟说：“刘柱那边是哪边？还不是河南农村？咱们倩倩可不是还能再回到农村的人，何况是外省的农村。”
我不无忧虑地说：“不止一次梦到过她。有时想起她，最怕她吃什么亏。”
李娟说：“放心，咱们倩倩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人。她不给别人亏吃观音菩萨就应该表扬她了。”
她的话把我说笑了。
友情真是匪夷所思的事，因为倩倩已是我俩的姐们儿了，我俩明明是在谈她的缺点，却又像是在谈她的可爱之处似的。
我问李娟想不想到包装厂去上班，我说如果她想，包在我身上。
她问工资多少？
我告诉她后，她说那就算了。
“婉之，我十七岁就到深圳来打工了，流水线上的活儿我也干过。我不是怕累，是想多挣点儿。再说，以咱俩的关系，你当总长，我当女工，咱俩不是都会别扭吗？”
她的话不是没道理，我也就不勉强她了。确实，包装厂流水线上的姑娘们挣的不比我们姐仨给刘氏父子打工的工资多，在深圳打工过三年的人再挣那么一份工资，心情无论如何好不起来。
我告诉她我已经有深圳居民证了。
她又攥了我的手一下，算是表示祝贺，并没显出多么替我高兴的样子。
我问她今后有什么打算？
她微微一笑，心有苦涩地说：“我要是能像你那样有明确的目标多好啊。可是我没有。不是不想有，是想有也有不成，所以没有就没有吧，人命不同，我认了。”
她的话使我不知再说什么好，只有低头沉默。
她也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语调惆怅地又说：“如果多挣点儿钱也能算目标，那我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多挣点儿钱。”
……
第二天上午，我俩去买了一辆自行车。小长假期间，许多商品都打折，自行车也不例外。车行不但卖新车，还兼卖旧车。我俩事先达成了一致，各出一半的钱。买车是我的想法，有辆自行车，不论我俩谁办什么需要到处跑的事不是方便多了嘛。她同意了我的想法。其实我主要也是为她着想，我上班的地方离旅馆不远，走十几分钟就到，而她下一步能找到的工作单位远近是没准儿的事，有辆自行车总比没有好。可在车行我俩发生了分歧，我这边儿已选定了一辆新车，她那边儿却相中了一辆旧车，固执己见非要买旧车。
我问：“咱俩来前不是商量好了吗？”
她说：“咱们商量的只是要买车，没决定绝不买旧车。”
我有点儿生气了，怼她：“没你这样的啊！新旧不过就差一百来元，而且还是咱俩各出一半钱，你至于的吗？要不我买新的你买旧的，各买各的得啦！”
她这才不与我矫情了。
我将一辆打足了气的新自行车推出车行后，她见我脸上仍有愠色，不断用话逗我开心，坚持非驮我回旅馆不可。
进了房间，我热得出了一身汗，端起脸盆就去洗脸。等我再回到房间，我床上出现了几百元钱。
我问：“这怎么回事？”
李娟说：“那什么，预付的住宿费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出。”
我说：“这儿不是咱俩暂时的家吗？咱俩的关系反而比以前生分了，非得分的一清二楚？”
她说：“民间老话讲亲兄弟明算账，免得以后闹掰了翻小肠。”
我又生气了，瞪起眼睛说：“李娟，你羞辱我？我是那种人吗？”
她自知失言，难为情地说：“婉之，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想法。我……我不是过意不去嘛，还是各出自己那一份儿好……”
“李娟，既然你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那我再没什么话可说了。现在这几百元钱归我了是不是？我的钱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不是？……”
我欲撕钱。
我虽生她的气，但还没气到不把几百元钱当回事的地步；我佯装撕钱是想使她明白——在我俩之间，关系是平等的，不是一方服从另一方的关系。姐们儿关系往往会变成后一种关系，而朋友关系只能是前一种关系。
我要李娟成为我的朋友，而不仅仅是一个姐们儿。那么，有些事，她也必须尊重我的感觉，而不是我一味听她的。
“别！……”
她一下子搂住了我——我的手臂被她的胳膊抱住了，我撕不成钱了。
“好婉之，别生气，千万别生姐气，是姐不对，姐认错！姐把钱收回来就是了。但你也要记住姐一句话——咱们打工妹是穷人家女儿，穷人撕钱是罪过。富人拿钱烧着玩儿老天爷在天上看着都不来气，但是穷人撕钱，即使是自己辛辛苦苦挣的，即使是不多的钱，那老天爷也会惩罚咱们。老天有眼不等于老天公正。老天公正这句话是骗人的……”
不知为何，我的一个三分真七分假的举动，竟使李娟说出一番对老天爷不满的话来。
我正纳闷之际，她将钱从我手中夺去了。
我说：“娟，我逗你呢！咱俩之间，我怎么会因为点儿小事就生你的气呢？”
而她，转身走到自己床边，闷声不响地仰躺下去了。
“怎么，反过来生我气啦？”
我刚走到她的床边，她就朝墙壁翻过身去。
我扳过她的身子，见她流泪了。
慌得我赶紧哄她，逗她乐，挠她的痒痒，向她认错。
终究，我俩都才二十多点儿，说小不小，说大也大不到哪儿去。使起小性子来，都还有几分像是没长大。
中午她请我吃了顿江南炒饭。
下午我俩一块儿闲逛，在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或者她带我，或者我带她。情绪高涨了，就齐唱《逛新城》。
她问我办下了深圳居民证，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说也没什么太不一样的，无非就是以后可以对别人说我是深圳人了。
她又问：“那对你很重要吗？”
我说：“以后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时，回答起来明确多了——深圳，一步到位。现而今，全中国知道玉县在哪儿的人太少了，不知道深圳的人也太少了。”
她说：“可也是。我特烦别人问我哪儿的人。有时我用‘黑龙江人’四个字回答了，有的人还接着问‘黑龙江哪儿的’。那我只能再回答：‘农村的’。唉，我李娟这辈子，怕是难以脱胎换骨了……”
她似乎有点儿像姚芸了，常说些使我不知如何回答为好的话——我俩都是帮厨那会儿的李娟，并不总说消极的话。
她确乎有些变了。
那一阵子，深圳市对社会治安和清除“黄赌毒”十分重视。
那日晚上，公安干警又出现在我俩所住的半地下小旅馆。明天小长假就结束了，住客大部分回来了——都是些单位无法提供住处但是给予住宿补贴的打工者，否则，即使住宿费便宜，那些农村出来的人也还是不会长住的。
公安守住了旅馆的门，逐个房间查证件盘问。
老板对一名公安说：“我登记时认真看过了，他们都有暂住证。”
他不说还好，一说，公安反而查得更认真，盘问得也更细了。
他们查到我俩的房间时，我双手恭恭敬敬地呈递身份证和居民证。
一名公安看着身份证照例问：“哪里人？”
我矜持地回答：“深圳人。”
“深圳人？”
他这才看我的居民证。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啪地来了个立正，同时向我敬了一个警礼——三十几名住客中，只我一人是有居民证的，这使他不由得对我有几分刮目相看。大约也因为，我对他的态度首先就特尊敬。
我被他逗乐了。
李娟看傻眼了。
他又问：“都是深圳人了，为什么不将身份证也换了？居住证和身份证，二者应该统一。”
我说：“还没稳定的住处，想等以后买了房子……”
他说：“那不行，还是早点统一为好，否则会给你带来诸多不便。”又小声说，“趁现在房价便宜，房子也要早点儿买，从明年开始，房价必涨。”
因为我是有居民证的人，因为我声明李娟是我朋友，那名公安对李娟的态度也较客气，盘问得不是多么细。
待我将门关上，见李娟坐在床边发呆。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我觉得……咱俩之间好像分出上下了……”
李娟带回了不少东西，却也没什么太稀罕的，无非是些东北产的花生、瓜子、榛子、松子外加蘑菇、木耳、猴头之类。
我问她为什么带这么多东西来？
她说：“都是带给你的。”
我说：“我在深圳又没家人，叫我怎么处理？”
她说：“那就送给你的朋友们啊。我想，咱俩八九个月没见了，你一定有了些新朋友。”
我说：“实话告诉你，一个都没有。也不想有。能有你这一位朋友，我已经谢天谢地了，起码目前是这样。”
她愣了愣，默默抱住了我——差不多抱了我一分钟。
那一分钟里，我觉得我的人生充满阳光。
我要分出一部分东西给旅馆老板家。
李娟说：“不必吧？他老家的人会常给他寄的。”
我说：“咱们送不一样。咱们是老住客，得和他搞好关系。”
李娟说：“你变成熟了。”
我正分东西呢，听了她的话，不由得抬头看她。
她也被我看得疑惑起来，不解地问：
“又不爱听了？”
我说：“有点儿。”
“为什么？”
“因为……因为……”
“快说嘛，让人着急劲儿的！”
“我是中学生时，同学之间如果谁说谁成熟，差不多等于说谁世故，被说的人会觉得是在骂自己。”
“‘成熟’是不好的词？世故怎么了？不就是人情事理那一套吗？打工妹如果连那一套都不懂好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就是成熟得早的意思吗？民间说一个孩子历事早，那又是什么意思？不也是成熟的意思吗？毛病！明明是表扬你的话，却偏往反了听，还不拿好眼色瞪我！”
我检讨地说：“明白了明白了，姐别训我了。哎姐，我还是得问一句——我怎么觉得你就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
她扑哧笑出了声，亦庄亦谐地说：“丫头，你怎么就知道我一点儿世故都不懂呢？没有点儿成熟的眼光，我能看出你方婉之是可交之人，和你成了姐们儿？一点儿世故都不懂，能给你和倩倩做榜样，与刘柱父子处得那么融洽？先不论刘柱怎么样，刘老头那就是个老油条、老狐狸……哎哎哎，行了行了，给东北人那么多东北山货干什么嘛！……”
果如我所料，我送给老板那份儿东西，使老板全家都很高兴，见了我和李娟，都开始先打招呼了。
我带到厂里去的东西，也大受欢迎。瓜子、花生之类，被姑娘们顷刻抢光了。木耳什么的我送给了食堂，中午食堂就炒上了，在食堂吃饭的人都吃到了，并且都说东北的木耳、蘑菇就是好吃……
赵子威要求我住到女工宿舍去——他说市里对不良的社会现象抓得更紧更严了，要求有集体宿舍的厂，十点之前必须清点住厂工人的人数；晚上十点以后还未归宿的，厂里对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要做到有登记；一问三不知的厂将受严厉批评……
我身为女工们的总长，自然责无旁贷。
我喜欢自己身上的责任更多些。
李娟也认为那对我有好处，会使我更加成熟。
于是第二天我就住到厂里去了，而李娟每天骑自行车四处找工作。好在每天晚饭后，我有充足的时间回旅馆陪李娟待会儿，一往一返溜溜达达权当散步消化食了。有时我俩没聊够，她又将我送到厂门口，路上边走边聊；主要聊她找工作的见闻和感想，而她的感想又是些不顺心引起的郁闷。我则劝她，或贡献点参考意见。我向她倾吐工作中的烦恼时，她也反过来劝我，主张我应该怎样或不应怎样。那些日子经常勾起我的回忆，使我联想起在玉县中学的岁月，晚上有时到同学家或同学到我家，也是互相送来送去的。
我的回忆自然也使我理解了什么叫“乡愁”。
我的乡愁原发地是玉县——我总是尽量避免“神仙顶”这一地名印于脑海之中。
不久李娟就找到了称心的工作，她说是在某省的会所当领班，她对工资挺满意。情况变得有趣了，仿佛我俩在旅馆的那个房间变成了李娟的家，我是一个喜欢去串门儿并永远受欢迎的人；也仿佛李娟是替我看家的姐，但那儿毕竟首先是我的家，不经常回家看看自己必然会想家，也会使那么一个姐惦念似的。
我渐渐也习惯了和厂里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和她们同吃同住另有一番愉快。我挺享受在厂里和“家”里都能住的不同心情，觉得生活因而多了种意味。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又回到“家里”时，已是十点以后了。我是对姑娘们点名后才回家的——十一点旅馆的门仍会从里头锁上的，但李娟居然没在“家”，我不禁有点儿奇怪。
我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等她。
有人敲门，我开门见是老板娘。
“能让我进去说几句话吗？”
老板娘的表情很怪异。
我将她请入之后，她吞吞吐吐地说：“有些话我还真难以开口，你大哥不好意思对你讲，非让我来告诉你。你是长住客，咱们的关系一直不错。有的事如果我们碍于情面不向你反映吧，那也不对。向你反映吧，又好像是在背后挑拨什么——最近李娟她经常回来得很晚，有一次都锁门了她才回来，第二天不少住客因为她半夜敲门有意见。现在对那方面查得可严了，你得给你姐们儿提个醒……如果又出姚芸那样的事，我们这家旅馆可能就会上有关方面的黑名单了……”
我记不清自己说话了没有。也许，什么都没说。老板娘啥时候走的我也记不清了。我呆坐在椅子上，如同全身几处被点穴了，想再躺到床上去，却动弹不得。那时，我明白了什么叫“头脑里一片空白”，“血脉贲张”又是何意。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女人穿着高跟鞋在走廊经过的清脆响声，听到了一个男人不是好动静的成心的干咳声。
门一开，李娟回来了。她穿一件会所发给她的墨绿底子、印有粉红色小花的旗袍，将她的手臂和双腿衬得格外白皙。我不得不承认，旗袍使李娟的身段分外窈窕。她脸上化了淡妆。我第一次看到化了妆的李娟，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她挺善于化妆，脂粉使她的鹅蛋脸多了几分妩媚。她做过了发型，一头乌发吹得蓬蓬松松的，多半绾于头顶，少半垂于两颊。
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红色高跟鞋使我全身的血瞬间凝固了；又似乎，随即开始倒流，一股股热血直冲脑门儿……
李娟见我愣了一下，立刻又笑了。
她高兴地说：“回来啦？”
她是真的挺高兴的，这我看得出来。
我不理她，冷冷地瞪着她。
“谁惹你生气了？来，让姐拥抱一下，消消气儿。”
她说着走到我跟前，想拽起我。
我闻到一股酒气，双手使劲儿一推，将她推得倒退数步，坐到了她的床边儿。
“我又没招惹你，干吗把火儿撒到我身上啊！”
她非但没生气，竟又笑了一下；接着，拉开她的小挎包，将里边的东西往她的床上兜底儿一倒，于是我看到一床钞票，还有一只老板们喜欢戴的大盘面儿手表。
“对不起了哈，哄你虽然很重要，那我也得先忙完自己的正事儿再哄你。”
她一边说，一边点数钞票——百元的居多，差不多有一千元。
我默默地看着她打开拉杆箱，从夹层取出钱包，将点数过的钱放入钱包，再将钱包塞回夹层。她拿着那块表欣赏了一会儿，也塞入了夹层……
她做完了自己的一系列“正事儿”后，脱下高跟鞋，像东北老太太似的在床上盘腿大坐，一边揉脚一边说：“现在讲讲吧，受了什么委屈，生那么大气？”
我问：“高跟鞋哪儿来的？”
她说：“你又没喝酒，怎么问醉话？买的呗，还会是偷的呀？”
我说：“你穿红色高跟鞋，使我联想到一个人。”
她问：“谁？”
我说：“姚芸。”
她又问：“姚芸是谁？”
我说：“一个女的，也在这儿住过，某天晚上被公安带走了。”
她翻了翻白眼，还问：“为什么？”
我恶狠狠地说：“卖身。”其实我想说“卖淫”来着。
这么说时，我觉得很罪过，一个劲儿在心里请求宽恕。
“说什么呢？太过了啊！”
她沉下了脸，也不看着我了，穿上拖鞋，端着盆就往外走。
我说：“你别那个样子出去。”
她问：“怎么了？”
我说：“你化了妆虽然好看，但也会使老板夫妻俩想到一个人。”
“又是谁？”
她站在门口，既不转身，也不回头。
我说：“还是姚芸。”
连我自己都听出来了，我的话有明显的审判意味。
她将盆放下，缓缓转过身，表情庄严地走到我跟前，俯视着我问：“你认真的？”
她的语调也变冷了。
我仰着脸，不示弱地迎着她的目光，傲然地反问：“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她突然扇了我一耳光。
我说：“滚。”
她愣了片刻，猛转过身去，胡乱地将属于她的东西尽数塞入拉杆箱，昂头拖着往外走。
我高叫：“站住！”
她又僵立在门口了。
我命令地说：“拖鞋是旅馆的。”
她缓缓从拖鞋中抽出了双脚。
她竟赤足而去，还用手阻挡了一下门，使房门关得几近无声。
我看着门前那双拖鞋，顿时泪如泉涌。
我失眠了。一合上眼睛，眼前便会出现一双红色高跟鞋。终于困得不行睡过去了，却又梦到姚芸。不是什么好梦，姚芸在梦中一句接一句地问我：“为什么？为什么？……”
她的话也如同审问。
我无法回答——我变哑了。哑巴还能发出咿里哇啦的声音呢，我却连那种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似乎成了一个完全没有声带的人。
我从梦中醒来，“为什么”三个字犹声声在耳。已不是姚芸在问，而是自己在问。
是啊，为什么啊？究竟为什么？同样的事发生在姚芸身上，我一味同情；发生在李娟身上，我却表现得深恶痛绝？
李娟和姚芸，不都是单纯、坦诚又温暖的女人吗？
难道仅仅因为李娟是我的朋友，而姚芸和我的关系还很浅吗？
朋友之间不是更应多一些怜惜吗？
我无法给自己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
好幸运地有了一个亲如同怀的姐们儿，却又那么简单粗暴地失去了——我又如同一个社会关系之和归零的人了。
第二天我已不愿住在那个如同是家的房间，早早就回到了厂里。
以后十来天我一次也没回“家”，因为很难面对李娟睡过的空床而若无其事。
一日傍晚，我在厂外的小路上散步，心事浩渺，低头信步。
忽然听到一阵哨声，随之听到有人喊：“封住路口！分散排查！”
刚一抬头，被别人撞了个满怀——对方跌坐到地上，而我的头撞疼了。我揉着额定睛细看，坐在地上的居然是也被撞蒙了的李娟。她穿的不再是旗袍，而是紧身瘦腿儿的长裤。她那双红色的高跟鞋有一只脱脚了；并且，断跟了。小路那端的路口，停着一辆警车，只见车头，不见车尾。车前盖上的红色警灯不停地转，警笛长鸣不止。一名公安背对我俩，倒剪双手，叉腿伫立。
李娟仰脸看我，向我伸出只手。她的举动那么自然，也那么理所当然。仿佛即使我是陌生人，也应该握住她的手拉她起来。
我并没那么做。
我立刻蹲下了——我的举动也那么自然，半秒的犹豫都没有，如同鬼使神差。
我脱下自己的鞋子，替她穿在脚上，又脱下工作服帮她穿上。于是我光着脚了，上身只穿一件短小的花衬衣。我提着她那双高跟鞋，这才拉起了她。
她说：“我崴脚了。”
我扶着她，一声不吭往厂里走。
她又说：“别把鞋跟弄丢了，挺好的一双鞋，修修还能穿。”
我站住，却将鞋跟拽下来，扔到了远处。
快走到厂门口时我才说话。我说的是：“你扶着我。”
她顺从地扶着我了。
我又说：“低下头，别说话，扶我进厂。”
她照做了。
而我，苦笑着向老门卫扬了扬高跟鞋。
老门卫说：“姑娘，穿高跟鞋走路要当心嘛。”
我们厂有后门。
路过垃圾桶时，我将高跟鞋扔进去了。
她舍不得，想去掏出来。
我不放开她的手，硬拽着她往前走。
到了后门，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塞在她手里。
她伸开五指，见是钥匙，没说话，脸上也无任何表示，转身走出后门，一跛一跛地走远了。
那天晚上，我对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回一次家犹豫再三。
我最后的决定是不回去，我不知再在“家”里面对她时该说什么好。
九点多我就躺下了，却意识到如果不回家一次，肯定没法入睡。于是我爬起来，找了个借口，与一名线长打个招呼，急急如风地往家走。我推开门，见李娟也躺在床上并未合眼。她显然听出是我回家了，却一动不动。
我也不吱声，走到我的床边坐下。
这时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仍一动不动。
隔了一会儿我才说：“那是怎样？”
“他不在了。”
她的话答非所问，而我没能立刻明白那句话的意思。
又隔了一会儿她才说：“周连长牺牲了……”
我觉得自己瞬间被铁水浇铸，全身炽热了一下，接着化成烟，似乎没了意识。
我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周连长的铁塑坐像，只有双耳还是自己的，能听到李娟说什么——是我在听，又似乎是周连长在听。
我尽量全神贯注，将李娟的话归纳为如下情况——周连长是为了掩护几名群众被山体滑坡埋死的。他儿子寄养在他农村的父母家。那男孩明年该上中学了。李娟要多挣一些钱，替周连长的老父老母分担抚养的费用……
她说：“如果那孩子能考上大学，我李娟就是卖血卖肾也要供他到大学毕业。如果他学习不怎么样，那我也要将他供到十八岁。我希望那时他能参军。总之我暗暗发了誓，绝不让周大哥的儿子在十八岁以前活得受委屈……
“我没做你以为的那种事。我李娟并不比你方婉之人格卑下。我不觉得作为你的朋友我使你丢脸了。我也只不过就是陪陪酒，唱唱歌。我发现自己唱的歌不少人爱听，还是在你和倩倩的鼓励下开始的事儿。我从没厚着脸向男人们要过钱，但他们愿意打赏我也会高兴地收下。我不像你方婉之，你是没有家庭负担的人，而我现在要接济两个困难家庭的生活。如果你觉得我已经不配做你的朋友，那么明天一早我会永远在你面前消失……”
她的话一直是瞪着屋顶说的，眼角始终没有一滴泪。
我逐渐从浇铸状态复活了。
我已泣不成声。
泣不成声的我无言以对，只是一味地泣不成声。
李娟终于不再躺着了，起身走到我跟前默默搂住了我。她不劝我，只说：“别哭，说句话。”
我终于憋出几句话：“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啊！我的命里有两家那样的亲人已经够受的了，老天爷为什么还要使我唯一的朋友也成了和我一样的人？！……”
那天晚上，李娟抱着枕头躺到了我的床上，握着我的手陪我躺了很久，安安静静地听我诉说。
我向她承认以前有些事我骗了她。
我告诉了她我的身世，也告诉了她我买的股票全涨了，我大约已经有了多少钱……我在她面前透亮了，我是一个真实的我了。
早上我说：“娟，别在那家会所干了，我担心你有一天会经不起诱惑，把持不住自己……”
她说：“行，我另找地方。只是现在过了招工期，我怕自己一闲下来挣不到钱，心里会慌……”
我说：“到我们厂吧，我们那儿缺个线长。线长的工资高点儿，如果你愿意，包我身上。”
她说：“那我听你的。”